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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程开甲的“三情两憾”

教育新闻 2020-06-30 08:3873http://www.0563fang.org/西宁工会知识网

2014年1月10日,在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科院院士、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程开甲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大漠里隐姓埋名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用青春和智慧铸造共和国的核盾牌。

作为程开甲的后辈和朋友,军旅作家马京生特为《解放周末》撰文,讲述程开甲的人生故事——无论是“真情”还是“遗憾”,都书写着科学家动人的情怀。

1937年,程开甲接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走进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他倍感兴奋和自豪。因为当时,浙江大学被人们称为“东方剑桥”,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而程开甲所读的物理系是浙江大学的一支“王牌军”,在那里他幸运地遇上了学界第一流的老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有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等。

束星北早年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攻读理论物理,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曾担任过爱因斯坦的助教。他教理论物理和相对论等课程,常常是不拿课本,不带讲义,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所学的概念和原理,讲得生动透彻,让学生牢记不忘。

有一次,束星北给学生们出了一道考题:“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着地球跑?”大多数同学目瞪口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师的考题。只有两位同学得了满分,其中一个就是程开甲,他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

程开甲读书十分刻苦,经常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位同学跟他打赌:如果他整夜读书不睡觉,就给他出灯油钱。程开甲毫不含糊地读了三天三夜,于是同学们都戏称他为“程BOOK(书)”。

束星北和程开甲经常在教室里研讨问题,同学们戏称这种面对面的教学模式是“真心的相对论”,而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师生情谊。若干年后,程开甲与高耀珊结婚,束星北还给他们当了证婚人。

玻恩常带他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鼓励他去结识许多物理学家和科学巨匠,和他们探讨问题,确立研究领域。

然而,在英国,也有许多让程开甲气恼和苦闷的地方。在那里,他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时,英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有一次在电车上,满车的白种人,只有程开甲一个黄种人,他听到旁边的人用英语在说:“我最讨厌奶油面孔的人。”之后,旁边的目光转向了他,像针扎一样刺痛了他的心。他气愤地想,这不是他个人的屈辱,而是一个民族的屈辱,他要争回这份自尊来。

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玻恩十分欣赏他的才能,希望他能留下,并劝他把夫人、孩子都接到英国来。

而1949年4月下旬,程开甲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当时,他正在苏格兰出差。一天晚上,他去看电影,故事片前放了一个短新闻片,那艘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不顾人民解放军的警告,公然挑衅,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被迫升起白旗,解放军才停止炮击。

这让程开甲大大出了一口气,从这部短片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完电影,程开甲走在大街上,腰杆挺得直直的,他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1950年8月,程开甲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直奔母校浙江大学,被安排在物理系任教授。

上世纪50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打破他们的核讹诈、核垄断,党中央决定研制中国的原子弹。

1958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的功夫完全可能。”

1960年3月,由钱三强“点将”,经邓小平批准,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副所长。程开甲与科学家们一起,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历程。

西北核试验基地初建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喝苦水,战寒风,打野兔。不仅粮食吃不饱,戈壁滩上水也珍贵,早晨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洗手,晚上洗脚,澄清了再洗衣服。有时水紧张,几天都不洗脸。

程开甲是核试验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测得爆炸时的各项参数和试验产生的效应数据。

为了中国的原子弹,那时他的时间表上没有节假日,一搞起科研来,经常通宵达旦,忘了吃饭睡觉是经常的事。

有一次,程开甲一门心思地研究光辐射和力学冲击波的能量问题,忘吃午饭了。当走出办公室看到别人在午休,他生气地问:“你们为什么上班时睡觉?”大家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告诉他现在是午休时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连午饭还没吃呢。

由于当时工作条件极其艰苦,长期以来,程开甲养成一个独特的习惯: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那时在戈壁滩,他家里有一块小黑板,办公室里放着一块大黑板。他边思考边在小黑板上写下一个又一个技术方案和公式,计算出那些复杂的参数,解出了一道又一道难题。

程开甲常说:“科学实验就得讲严谨,没有严谨就没有成功。”只要见过程开甲的人,都知道他对科学的热情是出了名的。

第一次核试验前,从原子弹爆心向各个测试点铺设电缆时,程开甲提出要在电缆沟里铺细沙,以保证电缆本身和测试的安全。但在一次检查中,他发现细沙没有按要求去铺,立即要求施工人员返工。这时工程队的人不干了,因为已经铺了不少,光返工就得重拉几百车沙子铺上。程开甲坚持说:“不这样就是不行!”问题很快反映到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那里,张司令果断地拍板:“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还有一次,他设计的测试方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当时基地的一位副司令员。有人劝程开甲:“人家是副司令员,是基地领导,你不要和他争了,出了问题他负责。”

程开甲严肃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副司令员,我只看他讲不讲科学,这些数据是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数据要求办。我要对核试验的安全负责。”结果还是按程开甲的意见办了。

1964年9月,在茫茫戈壁滩深处的罗布泊上竖起了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原子弹就安装在铁塔的顶部。程开甲信心十足地对张蕴钰司令员说:“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原子弹一定能响,不能不响!”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惊天动地的巨响中,百米高塔上腾起了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就在当天,路透社报道:中国今天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闯入了世界核俱乐部。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正在休假,得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立即取消休假,返回白宫。

1944年,程开甲在浙江大学任助教,他完成了一篇有意义的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当时在浙江大学当教授的王淦昌后来把这篇论文推荐给来浙江大学考察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李约瑟看到论文亲自进行修改润色,并将论文带给物理学权威狄拉克。可没想到狄拉克亲笔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结果论文未能发表。

考虑到狄拉克是物理学界的权威人物,既然狄拉克亲自回信,程开甲也就没有怀疑权威,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值得欣慰的是,王淦昌看到狄拉克的来信并不赞同,依然支持程开甲的研究。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那么复杂,多一些粒子也是合理的。因此,当程开甲提出另一项研究,用五维空间场来容纳无穷系列粒子时空,以各种康普顿长度作为五维空间中的一个维束时,程开甲和王淦昌合作完成了研究论文《论五维空间》,1946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

然而,程开甲当年不经意之间放弃的“发现”,30多年后被一个重要实验所证实,而且,实验所测得的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

在科学的道路上程开甲虽然紧跟了前沿,但抓住问题没有扭住不放,没有坚持到底,这成为他终生抱憾的一件事,也成为他日后的科研中引以为戒的事。

氢弹原理试验采取塔爆的方式。而氢弹试验的三个突出特点是:当量大,爆点低,沾染重。首当其冲,就是安全问题。

程开甲昼思夜想,在小黑板上一遍遍地计算、思考难点,组织科技人员研讨,拿出了具体方案。他认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为了检验方案的准确性,氢弹原理试验前,他又组织人员进行了一次常规炸药的化爆模拟试验。

试验结果说明,设计措施相当于把现有的铁塔加高60米,可以使放射性沉降减少三分之二。他心里有了底,向领导保证安全没问题。

有一次,周恩来听取氢弹空投试验安全问题的汇报,问道:“飞机的安全是否有把握?”在场的一位空军副司令指着程开甲说:“这些数据是他计算的,只有他知道。”周恩来用询问的目光转向程开甲。

“安全绝对没问题。”程开甲回答得很干脆。周恩来很仔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他都对答如流。

程开甲话音一落,周恩来突然又问了一句:“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啦?”程开甲一愣,一时竟然没有答出来。周恩来笑笑,把话岔开说:“程开甲同志,你要学说普通话呀,你那吴语人家听不懂啊!”

爆心,是人们心目中的魔鬼,也是生命的禁区。那里埋藏着看不见的核爆现象,也埋藏着看不见的核污染的恐怖。

在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后,经过开挖,程开甲和朱光亚决定要进入地下核爆后的测试间去实地考察。

这两位科学家明知核爆后现场辐射剂量很大,是有危险的;但程开甲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无惧危险,穿上防护衣、戴上手套和安全帽进入坑道,钻进刚刚开挖的直径只有80厘米的管洞,匍匐着爬行10多米来到了测试间,见到这里四周布满了黑色玻璃体,就像一座怪异的水晶宫。他们最终爬行到坑道末端的产品房——爆心,仔细观察四周奇妙的爆炸效应,完成了洞内探察。

程开甲和同事们终于取得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与应用开拓出成功之路。

对于这些永载中国史册的光辉业绩,程开甲认为,这是许多科技人员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隐姓埋名20多年,用青春和智慧在大漠戈壁的核试验场铸造了共和国的核盾牌。

有人问他:“你如果不回国,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他感慨道:“如果当初我不回国,没有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可能个人会有更大的科学成就;但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与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如今,程开甲已经耄耋之年,步履依然匆匆,说话依然带着浓浓的江苏吴江口音,谈起这些来他不免有几分遗憾:“周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可就是学说普通话的任务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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